△会歌——《我是广府人》
△主题歌——《情梦广府》
说到肇庆古城墙，
大家都知道它叫宋城墙，
知道它有上千年历史。
△梁亮 摄
但你知道人们是
如何确定古城墙姓“宋”的吗？
从古至今，
古城墙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呢？
带着这些问题，我们一起往下看
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古城墙多次修缮，相继发现了为数不少的刻有铭文、吉祥图案的城砖，跨越年代从宋至民国，展示了大量的修葺历史信息，因此古城墙也被誉为“砖的博物馆”。这些城砖，仿佛一把把钥匙，不仅能打开城墙修葺史，也反映出北宋时期肇庆的重要政治地位。
▲西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赖小琴 摄
“太宋国”砖确定了城墙姓“宋”
对于古城墙的砖，
肇庆市博物馆已退休馆长冯咏浩
再熟悉不过。
20世纪80年代，
城墙进行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修葺，
即由他主持。
他发现的“太宋国”铭文城砖，
是确定城墙始建于宋代的重要实物证据。
▲“太宋国”砖为宋城墙身份提供了重要佐证。西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赖小琴 摄
冯泳浩回忆，1989年1月24日傍晚，他在披云楼东侧约30米的残城墙上，见到一块特别的体量较大的薄青砖。“我急切地走近，隐隐感觉上面刻有铭文，连忙用手拂去尘土，露出3个随意刻画在砖坯上的铭文‘太宋国’。回到家，我连晚饭顾不上吃，马上翻阅字典，知道‘太’即‘大’的意思，‘太宋国’即‘大宋国’。我们多年为肇庆古城墙定‘姓’这回终于找到有确切宋代身份的物证了。”
▲西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赖小琴 摄
“文物考证更重要的是要以出土或发现的实物，尤其是文物有文字记载为准确的鉴定。‘太宋国’砖是有绝对铭文年份为依据的宋代青砖。它的规格是36x18x6 厘米。与宋《营造法式》的建筑青砖的近似值比例相同，正好符合文字记载的宋城砖规格，亦与古城墙同类青砖平均值规格相符。这足以证明，肇庆古城墙是货真价实的宋代砖城墙，它姓‘宋’。”
“崇宁元年”砖改写了城墙包砖史
以往的研究普遍认为，
肇庆古城墙始建于
宋皇祐五年（1053年），初为土城，
宋政和三年即1113年
郡守郑敦义将其扩建为砖城。
朝天门左侧石碑介绍的城墙包砖时间仍是1113年。
而相距约十米处新设置的古城墙介绍牌，
介绍拓建为砖城的时间
则是宋崇宁元年（1102年），早了11年。
这一改变，源于“崇宁元年”砖的发现。
▲在披云楼一楼，记者看到，简单的介绍牌显示：“崇
宁元年十一月二日造”铭文砖，通长36.5厘米，宽17.5厘米，厚7厘米。西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赖小琴 摄
2015年8月，我市对古城墙的三处进行抢修时，在西门处发现一段宋代城墙，并收集出60多件刻有铭文的城砖，“崇宁元年”砖便夹杂其中。它的出现，让肇庆文博工作者十分惊喜，认为“它不仅将城墙包砖时间推前了11年，也再一次佐证了古城墙是宋城墙的身份。”
肇庆学院退休教授陈大同研究认为，“崇宁元年”砖说明中的“造”字是制陶坯的术语，西汉元狩二年八月大司空督造未央宫万岁殿的陶制件时已刻，东汉的陶制件也惯刻，“崇宁元年”砖上的“造”应该是依式作记，与如今所说的“打砖”“制坯”概念不同，“而是那一年用了这些砖去修葺城墙”。
也有文博工作者认为，
宋城墙有数不清的城砖，
“崇宁元年”砖因抢修才被偶然发现，
而城墙包砖拓建工程在当时
并不是一两年就能完成的，
“我们会发现其他证据将包砖时间再往前推。”
陈大同说。
▲朝天门一侧城墙上，砌有连片宋砖。西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赖小琴 摄
铭文印证城墙重要地位
与“崇宁元年”砖一起被发现的，
还有多种刻有铭文和图案的城砖，
铭文包括了“高要县”“康州泷水县”
“定村立”“康州”“五十”“洗三”等等，
携带出城砖产地、制砖工匠等信息，
部分还有几何、吉祥图案，
其中一块侧面刻有“奉圣旨善”，
正面刻着一只象征吉祥如意的白鹳。
▲“奉圣旨善”砖及其正面的白鹳图案。西江日报全媒体记者赖小琴翻拍。
陈大同认为，“奉圣旨善”说明了城墙的修筑得到了高度重视的。部分城砖铭文展现出的书法艺术水平极高，特别是“康州泷水县”砖，正面楷体端庄稳重，说明当时修葺城墙的砖大部分是官造砖，造砖水平、砖的质量非常高。
朝廷拨重金修肇庆城墙
陈大同也对城墙修筑经费
进行了研究，并发现城墙的修建
一点都不简单。
▲“康州泷水县”铭文砖。西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赖小琴 摄
在《宋会要辑稿·方域九·肇庆府》中提到：绍兴元年（1131年）十一月十八日康州（今德庆）上奏，据该州籍、任封州知州致仕的伍士堦等状，肇庆府原系“道君皇帝即位推恩，展拓城壁，朝廷降钱二十四万贯。”
陈大同认为，二十四万贯是不菲的数目。康州也因为是宋高宗的“潛藩”而升格为府，“应副建双门座，以揭府牌，量修城壁等”，请求支度牒四十道，而只获批三十道。度牒是发给僧道出家的凭证，起源于唐代，持有者可免丁役和税负，宋代官府出售度牒以供军政费用。据赵彦卫《云梦漫纱》第四、王栐《燕翼诒谋录》卷五记载，北宋末年度牒波动价每道二三十贯至一百贯。即使值一百贯，三十道也就是三千贯，与二十四万贯相差悬殊。
而且，熙宁元年（1068年）四月和七月，广南东路（今广东）转运使王靖分两次申请广州修筑城池之用的度牒，各只批下500道，熙宁九年该司修完城壕，拔钱也不过五万贯。到宣和七年，宋朝内外交困，财政危机凸显。陈大同认为，上溯到政和八年（1118年）年间，二十四万贯之数能否全部兑现存在疑问，但“绍兴元年康州仍然将此作为事由，显然二十四万贯已有所兑现，即使只兑现一部分，也已经很可观，可见肇庆城墙的修建不简单。”
针对府城保护与复兴，
陈大同认为，已收集的城砖能够辩认的
有记时、州县名、 人名、
数目、号码、用途等词语，
有些也标示了工具、方式、方法等，
显示的信息和意涵足以作为指引进行寻绎，
应与有关文献记载参考互照，
从而对北宋中期肇庆城池建设的过程
和策划、实施等进行全面考究。
